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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放生之所以变成一种如此普遍的修行方式，他分析指出，因为放生是中国人所创造出来的最直截了当、模式简单清楚、好操作而且可以计算数量当做成绩的一种修行方法，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一贯喜欢把问题归结为计算数量、算分数的癖好。第二个原因就是放生的整个过程很有戏剧感，那些动物被放出来逃命的那一刻的情景，很激动人心、很煽情，它很容易让放生的施主明确感受到自己做了件善事，添了一点功德，这比做扶贫之类的功德要简单明了得多，各种成本也都要小得多，所以很多人乐此不疲。

但杨德睿指出，放生在佛理上讲根本说不通，所以印度佛教、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以前都没有搞放生，近年来是被中国佛教徒影响了才开始有人跟着搞，事实上中国的正统佛教对这件事也不是很鼓励，历来有不少佛教的高僧大德劝过大家别再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说创造的功德恐怕还没有造的业多，可是没有用，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作为一种对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反叛，来自古老印度的声音、哲学、乃至生活方式，都给战后欧美的年轻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灵修作为一种对遥远的精神生活的实践方法，一时间在西方年轻人的文化艺术圈子里蔚然成风。从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氛围。

而当代的灵修活动进入华语世界，是从台湾开始的。在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台湾女作家胡因梦和三毛就已经开始了对灵修和新兴宗教的引介与探索。而从最近受到热议的几个走上灵修之路的著名文艺女青年的身上，我们仍然可以依稀见到那两位台湾“前辈”的影子。当然，当代中国灵修活动的兴起，也不全然是依靠台湾同胞所引介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气功热”中，当今国内灵修的一些门道已经初现端倪。不过，对于新兴的中产阶级来说，灵修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品味，必定是要比气功高雅得多；而文化产业起步较早的台湾所提供的精致商品，也就更对这部分人的胃口。

文章认为，无论是需要长期参与的灵修课程、培训班、工作坊，还是更简单易得的灵修产品，像是念珠、摆件、熏香、精油等等，毫无疑问，灵修（及其相关的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中产阶级文艺青年的一种时尚。这种时尚所含纳的不仅是对于精神、心灵的冥想式探索，也绝非对于封建迷信的拙劣复制，而是成为了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对于身处灵修圈子里的人来说，灵修所能带来的，除了个人精神上的超脱，还有衣着打扮、家居装潢品位上的提升，更有一种对于生活、世界乃至宇宙的想象。

甘阳：中国现在既没有思想界，也没有知识界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三十周年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出版三十年纪念研讨会合影。

20世纪八十年代影响广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三十周年暨“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出版三十年纪念研讨会，近日在举行。微信公号“三联学术通讯”上周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情况。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部分编委和作者、译者代表，以及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青年学者包括70后、80后年轻学者，共60多人见证了这次对话，其中包括甘阳、沈昌文、董秀玉、李岩、路英勇、钱理群、苏国勋、郭宏安、陈来、王焱、陈平原、刘小枫、王庆节、刘锋、梁治平、汪晖、吴增定、杨立华、吴飞、李猛、彭刚、强世功、渠敬东、张志强、应星、孙庆伟、唐文明、陈壁生等学者。

在座谈会上，编委会主编甘阳认为，当时决定将主要精力用于集中翻译一些最重要的西方现代学术著作，现在看来仍是正确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为中国学术界了解西方现代学术打开了第一个入口，也打下了第一块基石。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简单化学习西方的时代早已过去，“拿来主义”不再可行，中国学界整体的成熟度已经达到了可以逐渐形成自身传统的水平。

他在点评“西学与现代中国思想”为主题的讨论时，以国际法、外国文学研究和西哲史为例，认为中国做西学的研究如果全盘英文化了，就是中国西学研究的死亡之日；一定要强调中文写作的重要性，没有中文就没有中国学术可言；以中文思考和中文写作为基础的西学研究，一定是中国西学研究的主流。

三联生活周刊为此纪念活动对甘阳进行了专访。甘阳首先回望这三十年，感慨“我们这代人命太好了，从没有一代人像我们，经历过如此之多的世界变迁”：“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社会其实基本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道德，完全是传统的，再到改革开放，然后又看到苏联东欧解体，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面展开，一直到今天英国退欧川普上台，真是世界大事纷至沓来。“从农业社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等等所有这些这么大的世界性变化，所有惊人的变化都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的经历之丰富是一般人很少有的。”

关于现代性这个核心话题，甘阳指出，人文里面最深刻的东西，一定是对现代的彷徨和恐惧，因为不知道现代将带来什么东西。现代性带来的东西是要冲击整个欧洲人长期坚持的那套价值观念的，这是整个文化里面的基本感觉，当时最突出的反应是19世纪西方浪漫派。甘阳觉得“我似乎天生有一种保守主义倾向，我所喜欢的西方的东西都是反现代性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近现代以来西方所有有成就的思想家都是反现代性的。当然一般意义上的庸俗反西方我是非常不喜欢的。西方文化中深刻的东西是对人文有一种非常深的坚守和认同，对于资本主义一切皆为商品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他还回忆1980年代思想界在朦胧状态，凭着直觉，一把就抓住了海德格尔。这当中也有文化虚荣的原因，“聪明人当然要读难的东西……比如我们看卡尔·波普，就觉得很一般嘛，对我们没有知性的吸引。海德格尔不一样，他能吊起你全部的精神，是西方文明绝对高度所在，他对两千年的西方文明有一种透骨三分的重新反省，达到的深度是难以想象的，对我们哲学界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颠覆所有以前科班出身的学西方哲学的人所学到的东西。你会觉得他太厉害了，对我来说一个直接的感觉是，他和西方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是另外一个西方。”

至于当下中国，甘阳认为严格意义上说，今天已经没有“知识界”这个概念存在了，都是一个一个小群体，互相之间是不可能沟通的，因为不存在思想上的沟通，所有都被政治化，被妖魔化。没有一方虚怀若谷真的想听对方说什么，这是今天最糟糕的问题所在。他说：“中国现在既没有思想界，也没有知识界。所谓‘界’，本应该包括很多不同声音和想法，是可以沟通的，不能先从道德上妖魔化。”

面对全球包括中国都出现两极化的倾向，甘阳指出，重要的问题是在极端的分歧中能不能出现理性化温和化的声音。“我认为大学应该是产生理性化温和化讨论的唯一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这十几年只做教育这唯一一件事的直接原因……尤其通识教育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理性化温和化的思想交流平台。”如果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能以学术为唯一标准，推动多元、包容、理性、温和的教育氛围，那么整个社会逐渐走向理性化、温和化、多元化、包容化是可能的。

他表示：“我天生是乐观派，相信中国文明有其天命，到最后是信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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